王文治（1730~1802）
字禹卿，号梦楼，室名柿叶山房，江苏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探花，官翰林，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曾掌教杭州崇文书院。工书法，与翁方纲、刘墉、梁同书并称“翁刘梁王”四大家。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的秋天，王文治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唐玄宗李隆基所书的《鹡鸰颂》。
这件玄宗墨宝，是《宣和书谱》二十五件唐玄宗真迹中唯一留存至今的，为历代书家与藏家格外尊崇，宋代黄庭坚为它写过跋，欧阳修“把玩久之”，明代的张丑顾复也曾寓目——
过眼烟云，如今终于轮到了王文治自己，得以亲见此玄宗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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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 行书 《鹡鸰颂》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
展卷而观，王文治的心情当然是激动的。
他少年时便开始写书法，二十余岁时他的字就已经名动京城，甚至漂洋过海去了琉球，成了琉球人纷纷重金求购的墨宝。他是江苏丹徒人，便有时谚说“天下三梁，不及江南一王”；他三十岁时得中探花，人们又将他和刘墉并称，说“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仿佛“探花郎”无数，能写这么好的书法的，却独独一位王文治。
清 王文治跋 唐玄宗 行书 《鹡鸰颂》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位诗、文、书、画皆有盛名的少年天才，和当时的所有书法家一样，学的是“二王”的书风，然而王文治同时也爱唐人书家的墨迹，他学唐朝的欧阳询、李北海，甚至因为得到一卷《唐人书律藏经》而欣喜不已。对于这样一卷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代皇帝李隆基的书迹，王文治当然格外喜爱，他细细品过墨宝，更在其后提了两道跋文，或赞美书法本身：“帝王之书，行墨间具含龙章凤姿，非人文臣者所能彷佛，观此颂犹令人想见开元英明卓逾时也”；或对此进行鉴定：“此书或有疑为双钩者，良由未曾多见唐宋人真迹，不知古人笔法沉著，墨法丰厚之处。深知书者，详玩自得不待多词。”值得注意的是，王文治题写这两道跋文的时间，是在次年（癸丑）的春天，约莫斟酌、把玩了许久，可见王文治对于此卷《鹡鸰颂》的用心与推重。
那么在壬子之秋，与《鹡鸰颂》见面后，王文治做了什么呢？
他将《鹡鸰颂》细细地临写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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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王文治 行书《鹡鸰颂》
纸本
钤印：柿叶山房（朱） 王氏禹卿（朱） 梦楼（朱）
鉴藏印：磨兜坚室所藏书画记（朱） 益斋平生真赏（朱）
出版：《朵云轩藏书画精品》第201图，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说明：章绶衔、许增旧藏。朵云轩题签。
附：唐云题刻紫檀画匣
从题跋上看，这卷行书《鹡鸰颂》是“心农大弟”嘱咐王文治临写的，“心农”乃是王文治毕生之中极为重要的好友之一——汪谷。汪谷，字琴田，号心农，别号渐门居士，安徽休宁人，侨居吴中，极擅金石书画的鉴别，又富有收藏。早在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的春天，二人就已经有了试笔之交，而乾隆五十五年的七月，王文治前往苏州时，正式与汪谷订交，汪谷甚至帮助王文治刻过《快雨堂诗帖》。“梦楼太守以能书名海内，心农中书以收藏甲天下，遂相契厚。中书所收藏，太守必加墨焉。”这是王文治《快雨堂题跋》的序言里，李兆洛对于二人友谊的形容，足见亲厚。正是这样的亲厚关系之下，汪谷嘱托王文治也为自己写一卷《鹡鸰颂》，二人在这卷珍贵的墨迹前，又再一次有了惺惺相惜之感。
汪谷（1754～1821）
字琴田，号心农，别号渐门居士，安徽休宁人。清乾隆间候补道。客吴中，与毕沅、袁枚、梁同书等友善。精鉴别，多藏书画碑版古汉铜印，尤喜藏砚，收藏之富，几埒项墨林。善行楷书，与王文治尤交契，爱其书法，为刻《快雨堂诗帖》，制墨亦佳。
清 王文治 行书《鹡鸰颂》（局部）
纸本
是年的王文治已经六十二岁了，和唐玄宗《鹡鸰颂》所展现出的“笔法沉著、墨法丰厚”大相径庭，年过花甲的王文治，书风显得秀美雅致——仿佛我们所想象的神姿俊爽的探花郎那般，顾盼生姿、典雅端庄，每一根线条都舒展而爽洁，每一字的结构都稳健而安祥，满纸皆是老练的清妙之味，即使放诸王文治自己的书法作品中，亦是其中最为潇洒清逸的精品之一。比较唐玄宗《鹡鸰颂》上的后跋，二者风格极为相似，显是同出一人之手。
在这里，王文治对《鹡鸰颂》的临写，不再是单纯的模仿与追求形似，而是注入了自身书风的大胆创作与诠释。“能尽古今人之变，而自成体”——少年天才到了晚年，仍然向我们展现出他不同凡众、“独取风神”的才华。
清 王文治 行书《鹡鸰颂》 （自书后跋）
纸本
王文治在自己的这卷临书末尾，又题写道：“唐代帝王书，太宗、高宗最为卓越，阁帖所收太宗书颇有以高宗书误入者，固由王着辈失考，然亦见其工妙不相上下也。明皇书，阁帖未收，乃其工丽一至于此，足知唐人重书法，帝王无不深进此道者。此颂辞旨蔼如，微吟一过，令人增友于之爱，开元盛治信有本欤。壬子初秋，心农大弟属临并记。文治。”字字句句，都可见他对于唐玄宗《鹡鸰颂》原作的喜爱，不过这个时候的王文治大概没有想到，在他身后，亦有人同样推重着他所临写的《鹡鸰颂》——
清 王文治 行书《鹡鸰颂》 （局部）
纸本
此卷王文治《鹡鸰颂》上，除了王文治自己的名号印“王氏禹卿”、“梦楼”和斋馆印“柿叶山房”之外，还钤盖有“磨兜坚室所藏书画记”和“益斋平生真赏”两枚鉴藏印。前者为章绶衔鉴藏印，章绶衔是清嘉庆同治年间著名的书法家、收藏家，家藏书画甚富，斋馆名“磨兜坚室”；后者为许增鉴藏印，许增为清同光年间收藏家，字益斋，性喜书画，精校勘之学。也正是由于章绶衔和许增两位收藏家的慧眼与细心递藏，令这件王文治《鹡鸰颂》得以完好地保存至今。
章绶衔（1804～1875）
字紫伯、紫白，一字子伯、子檗、子柏、仔百，又字萦若，别号瓜纑外史，别署古鄣子之苗裔，室名磨兜坚室、读骚如楼、读汉书楼，浙江归安（今湖州）人。贡生。工诗善画。精于鉴别，家藏书画甚富。同治间应延修府志。
磨兜坚室所藏书画记
（清 章绶衔 鉴藏印）
许增（1824～1903）
字迈孙，号益斋，别号榆园，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官道员，精校勘之学，光绪间刻《唐文粹》，另辑有《白石诗词评论》，性喜书画，收藏甚富。
益斋平生真赏
（清 许增 鉴藏印）
当我们凝视这件带着对原作的推重与喜爱所临写的长卷时，大约亦能感受到王文治面对唐玄宗《鹡鸰颂》时的心情。如今，唐玄宗的《鹡鸰颂》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而王文治临写的《鹡鸰颂》则以端庄典雅的姿态，与我们于艺市中相逢。10月上旬举办的东南秋拍中，这件王文治行书《鹡鸰颂》将正式亮相，此番正值东南拍卖十周年，正如这件经过临写并注入书家本人风格创新的长卷一样，十岁的东南，也必将再次迎来转向与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