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两千多年流传而延绵至今，已成为民族传统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在历代茶人的传承之中，茶叶的种植与加工技术、茶具的制造、饮茶的方式、茶事的流程等以茶为中心的活动，随着时代的演变，构成了茶文化丰富而庞大内容。尤其是茶道与茶艺的形成与发展，将日常生活与精神修炼高度统一，成为人们提升生活品质、体悟生命本源的方式之一。至宋代，茶文化东传日本，经过数代茶人的努力，形成了日本茶道文化并产生诸多流派，盛传不息，至今有反哺中土之势。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茶道文化于人们的生活中开始复苏，茶道具作为茶道文化的物质载体也随之受到追捧，或为使用或为收藏鉴赏，都极为考究。与之相应，茶道具也在艺术品市场崭露头角，且在短时期内得到优异表现，尤其一些品质典雅的日本茶道具成为中国艺市的新宠，受到各方关注。

 

 

　　日本茶道文化的形成

 

　　由于唐宋以来茶文化的繁荣，以及当时中日之间人员与贸易来往以及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茶文化的东传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据相关研究，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平安时期，学者滕军在《追随与自立的轨迹——日本茶道史述》一文中记载：“在中国茶文化东传日本的过程中，空海（774—835年）以及另一位日本高僧最澄（767—822年）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据《日吉神道秘密记》记载，西元805年，从中国留学回国的最澄带回了茶籽，种在了日吉神社的旁边，成为日本最古的茶园。”由于当时产茶量有限，所以日本本土出产的茶叶仅供皇亲贵族与高僧享用，被称为贵族茶，并在弘仁年间（810—824年）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弘仁茶风”。随后，经过镰仓时期的寺院茶、室町早起的斗茶、室町中期的书院茶，构成了中国茶文化的传入阶段。其中，镰仓时期的高僧荣西，将宋代的饮茶文化带回了日本，并撰写日本的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时的茗饮活动在佛教寺院中盛传而形成寺院茶，后来又分为禅宗与律宗两大系统，这种将佛家思想与茗饮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几乎贯穿了此后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是日本茶道文化精神内涵的发源之处。

 

 

　　室町中期的书院茶时兴之后，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逐渐脱离了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进入到文化自觉自立的阶段。这其中，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三位高僧对日本茶道文化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滕军对此也做出了精彩的总结：“在从书院茶发展至日本茶道的转折点上，村田珠光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他使茶与禅相结合在一起，开辟了‘禅茶一位’的茶道思想境界；他使简素的民具与精美的唐物相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和汉兼带’的茶道实践准则。······在日本茶道史上，继村田珠光之后，在千利休之前，有一位杰出的大茶人，即武野绍鸥。武野绍鸥的茶道是对村田珠光茶道的继承与发展。珠光将禅学导入茶道，确立了茶道的核心思想，武野绍鸥将日本的歌道理论导入茶道，创意设计了诸多茶道的具体内容，为促使日本茶道的最后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继村田珠光与武野绍鸥之后，千利休在承接前贤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凭籍超人的艺术天分和丰臣秀吉的赏识，拓展了日本茶道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千利休使茶道成为了禅宗的另一种修禅方式；使茶道成为了禅的另一种表达；使日本和物的朴素简约之美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可；确立了日本民族独特审美观的自信。”经过这些茶道高僧的努力，茶文化完成了在日本的本土化过程，由此确立了日本茶道文化的民族性特征。这其中，千利休对后世茶道的影响最为深远，他的茶道由其子孙及弟子继承与发展，在此后四百年中形成表千家流、里千家流、武者小路流等诸多流派。

 

 

　　在江户时期和明治时期，日本分别形成了抹茶道与煎茶道，被视为日本现代茶道的确立。日本学者富田升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记载：“江户时代，抹茶道从将军家和大名家获得茶职，地位较高，可安享于宗家制度。随着明治维新的到来，抹茶道失去了其经济的俸禄，直至明治中期急剧衰退。明治中后期至大正，益田顿翁和高桥帚庵等近代财阀风流人士，不因循宗家流派作法，而是通过大茶人的登场，使抹茶道步入了复兴之途。当时，经日清、日俄战争，国粹主义的强烈倾向及第一次大战前后的景气，对其复兴起了促进作用。大正期，茶道用具价格出现了异常高涨的现象，抹茶道进入了鼎盛期。······明治初期至中期，一个意想不到的潮流形成了，这就是与抹茶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煎茶。煎茶最初是由隐元和尚将明代的煎茶法带入日本的，依其来源，煎茶标榜中国的教养和文人趣味。文人墨客聚于书斋，不拘格式地饮茶，赏玩器具和书画，赋诗作词，极尽文房清玩之趣。江户后期至末期，煎茶脱离了这种本旨，形成了重视煎茶用具和茶道礼法的煎茶道。逐渐地，煎茶开始游艺化，并扩大了民众基础，这是不可避免的潮流。”现代日本茶道的确立，以及日后广泛的传播，使得日本茶道成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成为外界了解日本的一个窗口。

 

 

　　茶道文化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文化虽然在每个时代有不同的形态与茗饮方式，但其精神内涵与中国传统诸家思想相融合，呈现出一种较为综合的样态。台湾学者张宏庸认为中国茶文化主要融入了儒、释、道、墨四家思想精髓，其在《茶艺》一书的绪言中对此作了精到的总结：“墨子崇尚‘真’的科学精神，是中国茗饮文化的主流。如何制好茶，如何买好茶，甚至如何泡好茶，几乎占了历代茶书泰半的篇幅······儒家在茗饮文化中发现了兴观群怨、修齐治平的大道，小至怡情养性、规矩法度，大至应对进退、不朽盛事······佛教在茗饮文化中发现了解除苦难、得悟正道的方法。佛陀的教法，四圣谛正是重心。苦集灭道，以达彼岸。茶如良医，应病与药，可助各自关心，自见本性······道家隐士在茗饮文化中发现生活艺术的至宝：空虚之美。正如水瓶之所以有用，并不在于质地型器，而是器皿中空可以盛水。表面看来，空虚时无能无用的，但事实上，由于它能‘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能包含一切，反而是全能的。”由此可知，中国的茶文化具有它兼容并包的一大特点，并且根据时代、地区、场所以及茶人的个人修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与侧重，于是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景象，很难一言以蔽之。

 

出版：《铁壶之最之金工世界》P500~P501

 

　　与之相比，日本的茶道精神显得较为统一。从镰仓时期的寺院茶开始，茗饮活动就跟禅宗修行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发展到现代日本茶道，禅宗思想一直是其最为主要的思想内核。学界在总结日本茶道思想时已经较为一致地使用三个概念来总结：其一，和、敬、清、寂；其二，一期一会；其三，独坐观念。

 

　　“和、敬、清、寂”被称为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中最重要的理念。茶道思想的主旨为：主体的“无”，即主体的绝对否定。而这个茶道的主旨 是无形的。作为“无”的化身而出现的有形的理念便是和、敬、清、寂。它们是“无”派生出的四种现象。由这四个抽象的事物又分别产生了日本茶道艺术成千上万 种形式，如茶室建筑、点茶、道具、茶点心等。

 

　　“一期一会”一词出自江户末期最大的茶人井伊弼所著茶论《茶汤一会集》。井伊说：“追其本源，茶事之会，为一期一会，即使同主、同客可反复多次举行茶 事，也不能再现此时此刻之事。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会。”由此，主人要千方百计，尽深情实意，不能有半点疏忽。客人也须以此世再不能相逢之情赴会，热心领受主人的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

　　　

　　“独坐观念”一语也出自井伊弼的《茶汤一会集》。面对茶壶一只，独坐茶室，回味此日茶事，静思此时此日再不会重演，此刻茶人的心里不禁泛起一阵茫然之情，又用起一股充实感。茶人此时的心境可称为“主体的无”。

 

　　在某个层面，日本茶道可以说是一场“静心清魂”的佛事。茶人不愧为在家的僧人，茶室可比作寺院的佛堂。所以，日本茶道思想是茶与禅的融会贯通。茶中有禅理，禅理又在品茶中深刻体会。

 

 

　　茶道文化的物质载体——茶道具

　　　

　　在茶道文化中，由于程序的复杂、精神追求的超脱，茶道具往往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是茶道文化最主要的物质载体。茶道具的演变，不仅能够反映不同时代茗饮方式的发展历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每个时代的工艺水平。因此，茶道具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茶文化的重要途径。

 

 

　　中国茶道将茶具、茶叶、茶水、火候、环境并称为“五境之美”，茶具在茗饮过程中不仅承担具体的实用功能，同时在一系列程序的使用中也是领受茶文化精神，内心深省民族传统意识的过程。中国茶文化在传承之中，与各时期的茗饮方式、程序相伴随，茶道具的范围与形质也呈现出不同风貌，内中可谓灿若星辰。简要地说，唐宋时代的茶具多为金、银、铜、铁等金属制器，茶具之风显露贵气，制作工艺繁复、形质精巧；明清茶具偏重于瓷器、紫砂的使用，风格简朴。

 

 

　　相比较，日本茶道对茶道具更为讲究。在今天看来，其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首先，江户时期之前由中国传入的”唐物”在茗饮活动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唐物天目”与“唐物茶入”受到日本茶人的持久推崇，此间即使本土制作的茶道具也脱离不了“唐物”的直接影响；其次，江户之后日本的茶道具工艺走上了自立之路，各地釜师探索与制造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和物”，并在近代形成完备的形质体系与精湛的工艺技术，融入了本民族的审美特质，近世所制如壶、炉、水指、建水、盖置、水竹、茶五德、茶壶、罐、茶托、茶入、茶碗、茶刀、茶则香炉、花插等等，不仅具备民族审美特性，工艺水平更是精良至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茶人对茶道具的赏玩之风弥漫已久，尤其在现代日本茶道中此风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日本学者富田升曾指出：煎茶人“脱离了繁琐的规格意识，相对来说较为自由，他们憧憬向往中国明清那潇洒考究的文人趣味。在实用的同时，他们深深凝视用具本身所具有的美，从而确立了崭新的方向——鉴赏”。茶人在茶事中普遍的鉴赏活动，使得茶道具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内容，就其形式而言更加地偏向了游艺化与审美化。有了直接的审美需求，日本的茶道具工艺一步步被推上了精工细作的路上。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中日茶道具在制作工艺的发展之中存在诸多细微的差别，尤其近现代日本的茶道具形质更具有本土的民族特色。但是，有一点是双方的所共有的，那就是在实用功能之外对茶道具审美功能的执着追求，体现在器具之上正是留给现世最为宝贵的财富。（文/鱼刚　图/福建东南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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